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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題:李嘉誠沒有原罪! 2019/9/19 12:28:32  
   大眾創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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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李嘉誠沒有原罪!
     
     很難想象,過去幾十年一直被奉為華人驕傲、商業巨子的李超人,最近短短幾天時間,就成了“為富不仁”的代名詞。許多人稱他為寄生蟲、吸血鬼——這些話語多么熟悉啊。六十多年前,伴隨著這樣的話語,無數商人被打倒,資本家成了骯臟的詞語。
    
    
     看到微博上漫天飛舞的大帽子,真有恍如隔世之感。改革開放四十多年了,投機倒把、囤積積奇居然還是天大的罪名,可見“市場化”與“經濟學”普及教育還有漫長的路要走。(或者,這就是中國特色中的要義?如此~竟無言以對。)
    
    
     對李嘉誠最嚴重的指控是:以李嘉誠為代表的一班地產商,壟斷了香港地產業,造成房價畸高,人民困苦。許多人喊出話來,香港經濟想得救,必須打倒李嘉誠。自今年香港事件以來,這樣的觀點幾成媒體共識(主要是內地媒體),仿佛不罵幾句李嘉誠,就不夠深刻。
    
    
     李嘉誠真是香港高房價的禍首嗎?當然不是。
    
     有經濟常識的人知道,房屋售價表面是由商人給出,實則由市場供需狀況、與政府樓市政策,共同決定。經濟繁榮的地區,居民購買力強勁,這無需多說;香港房價居高不下,問題之一是出在供給——政府壟斷了土地供應。港英時代,香港土地供應就是源出一孔;時至今日,制度沒有改變,供地還在不斷減少,而人口在增加,房價焉有不漲之理?全國大城市,都如此。​
    
     1960年代香港經濟起飛,當時貿易、制造、紡織、玩具等百業行業,地產業也很興旺,卻不像今天這樣舉足輕重。當時香港地產業有上百家公司,李兆基、鄭裕彤、吳多泰等眾多日后大佬都在其中,他們看好香港經濟,無論商業地產還是居民住宅,都將迎來井噴。
    
    
     早期香港房價節節上升,卻不算離譜,一個重要原因是:供地較為充分,填海也頗自由。相比需求的火爆,土地供應也在增加。中產階級想買房,大體還買得起。房價問題逐步突出,為了讓中產階級買得起房,地產商建出大量小面積住房,并發明“樓花”。今時今日被批為邪惡的許多房地產現象,當初都是為滿足購房者需求。
    
    
     香港地產業發展早期,李嘉誠不算嗅覺最靈敏——他的第一桶金是在塑膠花上挖到。進軍房地產,則反映出他獨到的投資眼光。香港土地制度最大的特點一是相對稀缺,而更主要是壟斷。土地稀缺,可以開山填海,源源創造,其實也還有大量空地;一旦被壟斷,哪怕有數百平方公里曠野,也是徒喚奈何。香港房價此后發展,繼續證明這一點。
    
    
     據中英談判簽署聯合聲明,回歸之前的港英政府,每年批租土地不超過50公頃,政府公屋用地不在此限。當時李嘉誠判斷,既然政府減少供地,并且要興建公屋,商品房供地必然減少,房價只會大漲。當時很多人對前途缺乏信心,香港房價持續低迷,競爭對手舉棋不定,李嘉誠則大舉進入,成功抄底,一舉奠定他在香港商界的地位。(這是商人對政策的敏銳,不是罪;如果有罪也應該首先是政策有問題~是政治家的問題)。
    
    
     李嘉誠長期看好香港經濟發展。他認為,中國政府做出“一國兩制”承諾,土地制度也將蕭規曹隨。港英遺政不變,房價長期上漲。他沒有看錯,香港房價在經歷短暫的挫折之后,1990年代不斷上漲。有人心思定,經濟繁榮的因素,更主要還是對未來的預期。地產行業在香港異軍突起,直至占領富豪榜前幾位,就是在這幾年。
    
    
     因此,說李嘉誠造成香港高房價,還不如說,香港土地制度推高房價,進而成就李嘉誠。沒有李嘉誠,也有鄭裕彤、李兆基等人獲利。試問,如果說李嘉誠要為香港高房價負責,那其他城市的高房價,分別是哪些地產老板來負責呢?鏈接:房地產問題,總是想讓開發商老板來背鍋?(3樓)
     ​
    
     一種流行卻似是而非的說法是:1998年金融危機之時,香港政府正有意發展互聯網新興產業,以抒時困。李嘉誠的兒子李澤楷提出“數碼港”計劃,獲得政府批地支持。該地塊有64畝,目的是建設8棟寫字樓,配備先進網絡設備,吸引全球互聯公司入駐。孰料這家名為盈科數碼的公司,在經歷短暫高光后,就遇上互聯網泡沫。“數碼港”淪為普通的商業地產——成就了李澤楷的地產投機生意。
     ​
    
     ↑這樣對李嘉誠父子的譴責,顯然帶有事后諸葛亮的自作聰明。盈科數碼失敗,只是當時互聯網公司破產浪潮的一例。香港真能憑借那幾棟寫字樓成為“數碼港”?要實現產業升級那么簡單?這也是很多人的迷妄(內地近幾年也在大搞產業升級,城市案例可以分析)。香港經濟空心化,確實與房價逐年攀高大有關系,但不是唯一原因(老牌資本主義國家,有些城市也如此,尤其是金融業發達的城市)。。再說,造成房價上漲的終極因素,并不是李嘉誠們;他們從政府手里拿地蓋出了更多的房子,不正是抑制房價的因素嗎?
    
    
     2013年之后,長實集團就停止在香港購地,這期間香港房價還是繼續漲。不知道那些將“購地建房”等同于“推高房價”上漲的人,如何理解這一點?
    
    
     另外有一種流行的說法,李嘉誠囤地居奇,待價而沽,推高房價。持此觀點的人,總能找出一堆數據說,李嘉誠囤了多少地,一拖就是多少年,賺到多少錢。他們找了數據,可惜沒搞清楚邏輯。不只李嘉誠這樣做,地產商普遍這樣做,尤其是內地。(后來各地政府陸續出臺政策打擊捂盤捂地,略有好轉,但并沒有改變樓市上漲行情。)
    
    
     2017年長實中報披露顯示,該公司在中國內地的土地儲備為1059.1萬平米(11400萬平方呎)。這數據放在內地房企排名,前40名都擠不進去。僅僅恒大一家公司,當年土地儲備就超過3.1億平米。
    
    
     很顯然,所謂“李嘉誠囤地”不過是這個行業的常規操作。為什么開發商敢于大手拿地,連年囤地?他們顯然是預判房價上漲的趨勢。他們通過拿地來構筑資產實力,壯大公司規模,進而繼續拿地建設更多房子——地產公司固然是為自身利益而行動,客觀上來說,囤地也是有成本的、有政策風險的,開發商增加囤地~就會增加市場上房子的供給預期,為降低房價做貢獻。
    
    
     想要遏制地產商囤地,方法很簡單:增加土地供給,形成房價下跌預期。土地供應掐得越緊,囤地動機就會越強烈。因為地產商會看到囤地帶來實實在在的利益。可悲的是,現實生活中政府總是以減少供地為條件,逼迫開發商吐地建房。經濟生活里的緣木求魚,莫此為甚。
    
    
     李嘉誠的企業在大陸囤地,并非什么罪惡,對內地房價的影響也微乎其微。一些人不光怪罪李嘉誠禍害香港,還稱他在內地興風作浪,這些全是缺乏經濟常識的指控。
    
    
     香港經濟的可悲在于,土地供應被掐得太死。這股力量不只來自傳統土地制度,也包括環保主義者,海洋保護者,甚至已擁有房屋、目光短淺的中產階級。2003年董建華推出“八萬五”計劃,提出十年內每年要興建公私房屋不少于八萬五千套,遭市民游行抗議(要知道,無房者有利益訴求;有房者 同樣有合理合法的利益訴求——我的房產價值不能被政策下跌。內地一樣,開發商降價,老業主集體打砸售樓處的新聞很多)。許多人把這些抗議視為“地產集團綁架民意”,這也是想當然,缺乏證據的指控。憑什么你的利益是利益、別人的利益就不是利益?所以,中央提出的是:穩定房地產市場。
    
    
     香港的房地產爭論,房地產商和有房階級其實并不在一個立場。有房市民和中產階級不過是想保住房屋現有價值。地產商則希望擴大市場規模,做大蛋糕,他們要的是開發利潤而不是上漲。多年以來,他們一直是香港填海和野地開發的主推者。
     ​
    
     2018年林鄭月娥政府力推“明日大嶼”計劃,準備開發香港最大的島嶼大嶼山島。力推者正是地產商集團,反對者主要是環保主義者、衣冠體面的白領階層。他們早就斗得你死我活,反對者常把地產商抹黑成見小利而忘大義的奸商(典型的正是電影《美人魚》),而在內地一些媒體人那里,卻出現“地產商反對填海”的說法,簡直莫名其妙。
     ​
    
     痛罵李嘉誠的聲浪中,各路反資本主義者形成合流。香港抗議者們咒罵李嘉誠是吸血的資本家,內地媒體也把他斥為香港的禍害。一代商業巨子,成就偉大的商業版圖,捐款行善無數,卻被人人痛罵。沒有比這個更荒唐的奇觀。
     匹夫無罪,懷璧其罪;超人無罪,多金是罪。​​​
    
    
     作者:陳興杰
    
    
     認清香港亂局背后的幾個關鍵點
    
     香港,你需要一個社會主義方案!
    
     日韓國運之戰!解讀半導體貿易戰的背后
2019/9/19 12:28: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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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如何對待富人原罪?事關國家前途
     官方對企業市場化初期“不規范”的做法采取“不爭論”、“寬容”的態度,但官語越客套,民眾措辭就越嚴厲,在一番番“扒糞”之后,一樁樁原罪清晰地露出。
    
     《窮人要“鬧事”,富人要“逃跑”——如何穩定人心?》受到很多網友關注,很多人留言講富人原罪問題,表達了對當下中國存在的富人“不當致富”,甚至“非法致富”、“貪腐致富”等問題的嚴重不滿。正是基于這種強烈的不滿情緒,有人甚至說出駭人聽聞的狠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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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到底如何處理富人的原罪問題?
    
     由于富人群體本身也多種多樣,且其中有較大比例是私營企業主或企業家群體,而且這部分群體對中國經濟社會發展的影響較大,本文主要講的是這個群體的原罪問題。
    
    
     一、難以回避的原罪問題
    
     原罪,一個源自基督教的詞匯,最初專門用來描述資本主義與生俱來的、無法洗脫的罪行——“羊吃人”、“圈地運動”式的資本原始積累。正是由于天生“姓資”,用于中國有否定改革的社會主義性質之嫌,又可能激起各方面的情緒,所以“原罪”二字一直在國內的官方話語中諱莫如深。
    
     不過,民間就此話題卻不斷爆發洪荒之力,一番番“扒糞”之后,一樁樁原罪愈加清晰。歸結起來,原罪問題主要可概括為以下三個方面:
    
     1、【過度擴張、掠奪社會資源】
    
     資本主義的企業不惜運用暴力掠奪的手段追逐利潤最大化,市場經濟的本性就是擴張,而市場經濟并沒有“資社”之分,自從中國在計劃經濟的半道上突然拐向了市場經濟,利潤驅使下的過度投資、無限擴張的魔法就持續上演,鋼鐵、煤炭、汽車、房地產、造紙、制藥……等形形色色的企業放縱自我、貪大求強,環保底線反倒成為被隨意揉搓的面團,量變堆積到質變,便共同合成了市場經濟的“大平倉”,企業發展原罪就構成市場宏觀原罪的源頭及微觀版本。
    
    
     2、【巧取豪奪轉型期的制度紅利】
    
     中國由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過渡,行政權力不會立馬退場,仍主導著市場經濟,通過名目繁多的優惠、減免政策及審批權,插手資源配置,企業急欲爭奪這些制度紅利,就極盡“官商結交創新”之能事,因此中國企業的擴張史也是一部政商勾兌史。比如:山西首富邢利斌8000萬元收購1.5億噸國有礦,相當于每噸煤炭0.57元,堪稱“白菜價”,進而一躍成為山西首富,資產超百億元。造車狂人龐青年,打著建汽車工業園的幌子,在泰安搞房地產開發,占地150畝、項目總建筑面積約20萬㎡,僅花了60萬元就拿了下來;龐青年在石嘴山市建汽車城,所有園區都在奠基儀式結束后進展艱難,政府劃撥的五處煤礦卻倒手的極快,2013年石嘴山政府給的五處煤礦的其中四處,被青年汽車分別以甘泥溝3.2億元,黑灣子1.3億元,李家溝1.82億元,驢子溝5000萬元的價格轉讓,套現10億元,建設三年期限后,留下的僅僅是地基和地基上的“鐵框框”,后來青年汽車從石嘴山徹底退出。類似情況不一而足。不少企業家與特權聯姻、與特權共謀,攫取巨額財富,原罪油然而生。
    
    
     3、【違法犯罪舉動比比皆是】
    
     如果說捕捉時代機緣、贏取制度紅利仍屬于“改革性探索原罪”的話,那么,踏破法律紅線的就是赤裸裸的“違法犯罪”。
    
     轉型期,新規則尚未替代舊范式,制度、規則的空白期滋生了五花八門的罪:肆意延長勞動時間、囚禁殘障人做苦役、克扣農民工工資、逃稅漏稅、制假販假、坑蒙拐騙等。一則《16年前震驚全國銀行劫案告破,劫匪已成億萬富豪》的新聞報道像一面鏡子,反映出部分企業家的深重罪孽。不管承認不承認,它都在那里。
    
     鑒于以上,確實有原罪一說。
    
    
     二、富人原罪刺痛、撕裂社會
    
     由上可知,中國企業界不僅具有市場經濟骨子里所隱藏的盲目擴張、一心鉆進錢眼里的“原罪”,而且還存在轉型期市場與政府勾兌的“原罪”,比西方“罪加一等”,故而引發的撕裂更深一層。
    
     市場化改革以來,中國最突出的問題已從“窮人太窮”變成了“富人太富”,受原罪“推波助瀾”,在不到四十年的時間內,中國造出了比美國還多、幾近占到世界四分之一的億萬富翁;財富偏態地向富人集中,階層矛盾拉大,頂端1%的家庭已占有全國約三分之一的財產,底端25%的家庭卻只擁有1%的財產總量。
    
     單貧富懸殊就已招致絕大多數人口的不平、不滿,何況靠“原罪”積累的財富更難被民眾接受,怨恨、憤怒、仇富情緒四起。“民主斗士”中國臺灣人李敖生前曾說“中國富豪99%都是刑事犯罪分子!”,一語冒出殺氣來。
    
    
     中國不僅已經具備了華爾街“1%”與“99%”階層沖突的社會基礎,還擁有了割原罪這一“資本主義尾巴”的民粹基礎。似乎只要燃起一點反抗社會現實的星星之火,只要有一根可以壓倒駱駝的稻草隨風落下,社會動蕩與暴力沖突就可能爆發。
    
     郭美美炫富最終讓紅十字會變成黑十字會,直升機娶親、王健林“先掙一個億”的個人小目標、陜西房姐4個身份證在北京擁有20多套房產……均觸發網絡騷亂。社會關系充滿了張力,到處彌漫著反資本主義的“革命動員”。
    
    
     三、對待原罪無法不管不顧,下狠手
    
     失調的利益關系、分裂的話語體系表明原來的民至上、階層平等的局面已經被市場化的轉型取向沖擊得一塌糊涂,對下一步改革何處去的質詢在重重悖論中顯得越發尖銳。
    
     既然市場化改革方向滋生了原罪,進而引發了抱怨與混亂,那么在市場化的道路上逆向走、清算原罪就理所當然地成為了破題之舉。
    
     中共高層提出“不忘初心”,引發各方解讀,甚至有人理解為——共產黨之所以名叫共產黨,其初心就是“共產”,由此,回歸“打土豪,分田地”的中國式原教旨依稀有了可能性
     在地方,毛澤東誕辰紀念日之時,一股強大的毛澤東熱從韶山、長沙普及到全國城鄉,紀念的目的性也越來越鮮明——“繼續‘革命’,回歸科學社會主義”;
     實際行動上,山西個別企業家旗下的財產以司法干預的方式被任意分配。河南老板楊金德遭遇到刑訊逼供,高高在上的富豪企業家失去了昔日的光彩。抱有平均主義情結的庶民迎來一陣狂歡。
    
     不過,伴隨福禧集團總裁張榮坤涉嫌社保基金案、明倫集團總裁周益明挪用上市公司資金案、華為公司“行賄門”等頻繁曝光,民間對“民企原罪論”的爭議熱火朝天,領導人還是陸續站出來“滅火”。中央統戰部高官曾一針見血地說:“非公經濟人士在建設社會主義方面做出了他人無法相比的貢獻,所以這個問題請不要再爭論了”,重慶市委某領導曾在公開會議上表示“民企創業初期的‘不規范’既是其與生俱來的‘胎記’,也是其生機勃勃的活力所在,要給予最大程度的寬容和理解”,全國工商聯黨組成員也幫襯說:“調查民企創辦人士是改革的后退”。
    
    
     在社會對富人(企業家)原罪問題怨氣不斷升騰之時,官方對民營企業家更多采取了“不爭論”、“寬容”等朦朧詞語,中央深改組出臺的產權保護方案也沒有提“原罪”一說,而是用了“當時一些不恰當的做法”,官方對企業家的過去客氣且尊重。
     鏈接:中央統戰部召開民營企業家座談會
     中共發文:營造企業家健康成長環境 弘揚優秀企業家精神
    
    
     對此,憤恨富人原罪的普通百姓往往不解,而富人(企業家)仍心懷不安,感覺摸不清底細。
    
    
     然而,從社會穩定發展的內在要求和趨勢來看,這既是必然之舉,也是必要之策。
    
    
     由于民粹主義先天就舉起“人民”這顆面目不清的棋子,并沒有政黨依托,因而民粹主義不具備政治能力;倘若政治被民粹所綁架,激進、偏執、非理性將成常態,程序、規則、治理將被踐踏。
    
     同時,在原來的運行基調上突然反向,這叫“翻燒餅”,而大國,政貴有恒,“翻燒餅”意味著否定以前的成果,意味著前功盡棄,這不叫有魄力,相反是不穩當的表現,恐將誤發展、苦百姓。
    
     另外,若給經濟改革中的市場化取向貼上“資本主義”的標簽、清算由其帶來的“原罪”,財產不安全將是中國富裕階層頭頂揮之不去的陰影。加上被歷史上革財富之命的心理暗示所震懾,在資產可以全球配置的當下,大規模的資本出走潮、移民潮就勢不可擋。這是要避免的。
    
     本來,由于各種“人才計劃”的實施,留學回國的人數多了,但中國卻存在極為反常的富翁(裸官)海外移民潮。自2012年起,中國人就一直占據全球總移民數的八成以上;每年新獲得美國、加拿大、澳大利亞、新西蘭、新加坡等國家永久居留權的中國人都在15萬人以上;大陸移民的投資總額也是巨大的。(當然,其中也存在一批非因原罪問題移民者,另當別論)。
    
    
     2013年8月《中國慈善家》記者采訪宗慶后,在問及對自己曾經的商業偶像的看法時,宗慶后表示:李嘉誠對香港的天然氣、水、電力、港口、零售業等行業的壟斷,極大地損害了香港地區消費者的利益。
     然而,李嘉誠對自己的壟斷行為卻幾無反思。今年3月,在面對多個社會團體的抗議,要求政府創設“李嘉誠稅”(即資產增值稅、股息稅、和累進利得稅),通過財富再分配解決香港貧富懸殊的問題時,李嘉誠一笑置之。稱這正是他多年來加大海外投資的原因,樹大招風,引起社會仇富很正常。既然大家不愿意看到他“壟斷香港”,那他就去歐洲、去北美、去內地投資。
     (我也覺得,靠收稅是完全無法解決問題的。反壟斷,本質是要形成商業競爭,從而“提質、增效、降價”提高商品質量、增加生產效率、降低產品價格)。
    
    
     處理原罪問題無法一刀切
    
     原罪體現了血腥的叢林法則,導致顯赫的階層對立、百姓喪失希望感,就此境況亟需追查原罪;但一旦追查原罪,又會破壞富人的安全感與國家的競爭力,就此后果又不易追究原罪。
    
     既要清算原罪,又不能影響社會穩定,侵蝕國家競爭力,決定了無法一根筋地去清算原罪,而會區別對待——對有明顯犯罪情節的大案、積案仍將清剿到底,而對市場化初期投機取巧、獲取制度紅利的“改革性探索原罪”將給予寬容。官方媒體(如新華網 中國青年報等),都曾贊揚李嘉誠對中國發展的貢獻,中國政府也頒布了產權保護制度,即是給有市場化初期普遍必經之舉的企業家吃下定心丸,寶寶們受驚了,國內仍然是創業的樂土,不用再操心于跑路了。
    
     另一方面,給企業家信心,釋放企業活力與創造力,這也預示著在政府與市場如何取舍的命題上有了鮮明的方向——在堅持沿著市場化方向的同時,將繼續對改革開放之后所沉淀下來的問題進行糾偏與調擺。這也是在對待原罪問題上既要追究原罪,又要有所寬容,兩相平衡勾兌的根本所在。
    
    
     孟建柱:民營企業經營不規范導致的問題 不盲目翻舊賬
    
     經濟學家江湖里,大款多而大俠少
    
2019/9/19 13:35: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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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董建華獲國家榮譽稱號
     在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70周年之際,授予42人國家勛章和國家榮譽稱號,董建華是其中之一。我對董建華先生是敬佩的,同時惋惜他有大志卻不得施……
    
     董建華在1998年的施政報告講到:“過去多年來,金融業和房地產業,是香港經濟的重要支柱,將來仍然會為香港的繁榮作出重要貢獻。但是,由于香港的經濟基礎過于狹窄,一旦金融和房地產業受到沖擊,香港經濟便陷入困境。”而他推出的“八萬五計劃”是生不逢時的德政
    
     香港錯失的機會又何止“八萬五”一個?
    
     1997年亞洲金融風暴之后,董建華在當年的施政報告中率先提出:“香港要成為在發展及應用資訊科技方面的全球首要城市,尤其是在電子商業和軟件發展上處于領導地位”。這便是香港“數碼港”計劃的雛形。董建華當時提出的這個計劃不可謂不超前,當時內地網民才剛剛80萬,搜狐、網易、新浪才剛剛登上歷史舞臺,阿里巴巴還沒有成立,騰訊還叫OICQ……
    
     可以說,假如數碼港計劃能夠成功,那么香港的科技創新就不會像今天這樣無力。只不過,和“八萬五”計劃一樣,“數碼港”計劃在剛剛起步階段也遇到了“黑天鵝”事件——全球互聯網泡沫破滅,美國硅谷爆發失業潮。所謂的“數碼港”計劃最終成為李嘉誠之子李澤楷旗下的一個地產項目。
    
     再后來,香港又提出了“矽港”計劃,希望在集成電路領域有所建樹,并且董建華曾數度到美國硅谷訪問取經。只不過,當漢鼎亞太集團主席徐大麟和剛剛從臺積電出走的張汝京提出在香港以優惠價格獲得200-250公頃土地以興建晶圓工廠時,香港媒體卻不斷以此舉涉嫌“炒地皮”為由來猛烈質疑。即便后來計劃變為租用20-30公頃土地,仍然沒有能夠放行。
     最終,徐大麟和張汝京,在上海市政府愿意作出土地和稅務重大優惠的誠意邀請下,最終二人決定在上海設廠,也就是后來的中芯國際,現在是中國最大、世界第四的芯片制造商。
    
     回首董建華在特首職位上的七年,我們不難發現,實際上當時董建華提出的很多設想和計劃在日后看來,都是非常有遠見的,如果這些計劃能夠得以施行,或者哪怕只有其中的一項能夠順利施行,香港的今天也會變得十分不同。
    
     只不過,這些計劃或者因為天時不合,或者因為黑天鵝橫空出現,又或者因為香港人的偏見拒絕,最終都成為董建華案頭上的一疊永遠難以落實的文件,想來不禁讓人唏噓。(但是這個板子,不可打在房地產老板身上吧。金融業和房地產業,是香港經濟的重要支柱啊!)
    
     在從特首位置上請辭前一個月,董建華說,自己做了一份很孤單的工作,很寂寞。
    
     有志卻不得施,大概是人心中最痛苦的感受。尤其是對于董建華這樣胸懷大志的人來說,痛苦尤甚。
    
     和大多人對于富豪家族子弟的印象不同,作為世界七大船王之一董浩云的長子,董建華并沒有人們想象的那樣紈绔和不羈,他身上更多的是富豪子弟少有的家國情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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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紀60、70年代香港山腳下的房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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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年代的香港街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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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海造城:80年代沙田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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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問~香港為什么發展不起來高科技?有人將其怪罪李嘉誠。和李有關,但不是主因。這和香港人的性格和素質有關。這次廢青上街,到處是錯別字,“文宣組”中英文都經常寫錯,可笑得很。
    
     香港長期以來聚集了大量逃亡者,冒險、走私、炒房、炒地、炒股、倒賣是文化核心,靜下心來科研、創新、研究,香港人骨子里就不會做這個。風水大師指點、炒一把、賭一把、恭喜發財,這是多數香港人的精神內核。
     總體素質差,注定了香港人是不可能做科學研究,只能做點炒作,這個地方衰落是不可避免的必然。無論是香港還是臺灣,本地的學生和大陸生相比,普遍就是個渣,智商完全不是一個層次。
    
     當然,我們在他們眼里也是渣。
    
2019/9/19 15: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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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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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府需要大刀闊斧的改革
     香港住房問題帶來的社會矛盾已十分迫切,港府需要大刀闊斧的改革。
     四大家族“捐地”可以緩解燃眉之急~但需要時間。
     香港只要拿出2%的土地建設高層住宅,就可以增加住宅面積50%,問題得到有效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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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9/30 22:1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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